國家發展委員會管中閔主委日前一席「亞洲四小龍早就沒了」的講話，引發媒體的重視與熱議。反對派興高采烈藉此話駁斥馬總統宣稱台灣前五年經濟成長率為「四小龍第二」的說法；支持者則援引管主委原意，爭取民眾支持市場開放、解除管制來加速成長。然而，到底還有沒有「亞洲四小龍」？如果還有，台灣是否已從龍首變成龍尾？如果沒有，那我們的國際位置為何？新目標如何設定、如何追求？恐怕是更重要的議題。
管主委提到：新加坡國民所得幾乎超過我們一倍、韓國的實力是要挑戰日本、香港掛在中國巨龍身上，所以都看不到台灣，「台灣自己要看見自己面臨的困境」。這些話是用來警惕自己，要迎頭趕上先進經濟體，不要因策略錯誤而掉了隊。然而，如果有人不以此話作為警惕，反而導致有人妄自菲薄甚至自我矮化，可能就誤解了管主委的原意，造成不必要的後遺症。
「亞洲四小龍」的說法推測是在1970年代後期出現的，1980年代已經出現在許多國際文獻之中。1991年，哈佛大學著名的傅高義教授（Ezra F. Vogel）出版了「亞洲四小龍－東亞工業化的散播」之後，「亞洲四小龍」成為國際間討論經濟發展政策的典範；世界銀行在1993年出版了「東亞奇蹟－經濟成長與公共政策」，彰顯了四小龍的發展政策被國際開發機構重視的程度。但是，「亞洲四小龍」的稱呼近來的確已經逐漸式微，原因不在於誰被除名，而在於「東南亞四小虎」：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印尼、菲律賓已經崛起，而原來的四小龍都已成長茁壯，進入富裕經濟之林。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，都已將過去的「四小龍」列入「先進經濟體」中，無論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幾乎滅頂的韓國，還是目前身陷泥淖的台灣。
「亞洲四小龍」受到聯合國次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推崇，主要是它們在全球都採取保護主義時，願意逐步開放市場、降低關稅、減少政府干預，在1960到70年代產生了年均經濟成長率9%左右的耀眼紀錄，成為開發中經濟體的典範，以及國際機構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的樣本。目前，這幾個經濟體在所有的國際評比中都名列前茅，持續受到國際矚目。不管「亞洲四小龍」這個名詞是否繼續存在，它們都已經「畢業」，也有人填補了它們原來的位置。
眾所周知，香港受惠於中國大陸經濟崛起，新加坡受惠於東南亞勃興，加上兩地都有優良的政府治理，所以凌駕台灣和南韓事屬當然。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痛定思痛、去蕪存菁、勵精圖治：修憲讓總統任期五年一任，沒有連任包袱而充分展現魄力；加上全力衝刺國際經濟整合，藉文創在國際間攻城掠地，終於破繭而出、締造「韓流」。
然而，從務實面來探討，用美元直接換算的人均生產並不適當，經濟學界早就改用「購買力平價」（PPP）來消除物價和匯率變動的影響。而從1950年代起，台灣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人均生產就排四小龍第三，今天仍是第三，還領先物價高漲的韓國兩成左右；而新加坡高出台灣也只有五成左右，並沒有所謂「從四小龍之首落於之末」的問題。
我們並非否認或拒絕面對管主委的憂慮，只是有必要把話說得更完整：台灣經濟目前雖然「悶」，但早已是富裕經濟體；只要努力，落後的距離很快可以趕上。國發會目前雖然相當努力，為台灣經濟找尋新路，但既然納進了「研考會」，就應該認真找出國家的「治理機能」在哪裡出了問題。誠如管主委所言，「環保審查機制」有問題，導致投資不振，那麼環保機制該如何調整，應該也是國發會的重要任務。最後，政府既然調查了「幸福指數」，那麼如何定位和運用指數，國發會也該深思，並為國人指引迷津、帶來幸福。
via udn經濟日報發燒新聞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